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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一民《爸爸的舌头》(二)谈艺录(10)女儿的“生日恐怖主义”_那竹_结构_的整体

发布日期:2025-07-21 09:27    点击次数:168
10.女儿的“生日恐怖主义”

(2005年2月6日)

《爸爸的舌头——天大谈艺录》 ,齐天大(齐一民)/著,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。

女儿的生日,终于在她平静的睡梦中、平安地过去了。于是感到了一年一度的解脱,我说:她在家中实行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、这一天什么都想要不给就不依不饶的——生日“恐怖主义”。

我想,该写书的结构了。在进入这么宏大的话题时,我又半失眠了,——我生怕写不好这一段,就象是走台步,越在后台玩命地练,在真上台前,那腿,就越不中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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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个人,凡是健全的,其造型,就仿佛一支岔开了笔头的毛笔,当那人——那笔,走出他的房间,走下了楼,走进人流时,就如同是走上了一张张开着的、无涯的稿纸。

那张纸,是白的;

那世界,在常人眼中,尤如麻将中的白板,而在写书的人眼中呢,它,却是一个硕大的、“白色的砚台”。我以吾身之笔,到人群里去蘸墨,然后将之带回家中,把想写的和要写的——写到世界那张“大纸”和书桌上那张“小纸”的上面,于是,就成就了文章。

千古之文,传世之文——至少,这是吾之意愿和意念。

(看,这一段没写好、也没写尽兴!)

为什么上面这段文字——你读得莫名其妙呢?如果我替你分析一下的话,那就是:他(指我)心到了,但手没到;他(还是指我)心有余,而力不足。他有些个紧张和怯场,他正如前面说的——上台前四肢发软。

写书的时候,也是讲临场发挥的,没有激情和情绪,是写不出让读者跟着“发情“的妙文的;而情绪没控制好呢?就会把台上(书中)和台下(读书的人)——都带入精神病的状态,因此,写文章时要小心,读别人的文章时,更要小心……

才是。

忘了说“结构”了。

文章的整体结构,是在写文章人心中,暗藏着的,尤其是写一大部整体的书时;那时的作者,就好像是一个建筑师,但写手与建筑师不同的是,前者之“结构”,是隐形的,后者的结构——在盖楼前,就摆放在那里。并不是所有写书的人,都有做整体布局的意念,但绝不能说,在盖一座楼都盖到快封顶了的时候,那楼的整体结构,还没来得及设计。最起码需先有一张草图——多草的都行,那楼,才敢盖呢!

我“做书”时,一般都——非常的随意——我宁无胸中之竹,我边画,边找那竹。那竹可正,那竹可斜,那竹还可——根本就无。但那竹,在一本书成后,却分明地有了,而且挺胸抬头。

虽然形散也是一种结构,但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时,能将整体做得虽散而不乱,甚至在乱中求得严密和严谨,那,也是对人的全局观和规划、统率能力的一种挑战。在那时,写书的人,就好比是一个三军统帅,被他令旗调动的,是几十万的士兵(几十万字的小说)。他指挥成功了,三军将士会高兴,因为几十万字都被适才而用,都各尽所能;而一旦他失败了呢,就会怨声载道——因为那几十万字的书还没上市,就会被扔进废纸堆,或是遭焚书之苦。

好的文字,在好的统帅麾下,将传承千年——如《史记》中的那些;

“不好”的文字——如本书中的这些——有可能犹如朝露,也有可能像不怕开水烫的死猪,虽臭,却能臭上它千年万年。

上面着小段自嘲的文字,你看,还算精彩吧?

需说明的是,刚才我在自嘲时,只说了文字的“不好”,却没用那个“坏”字。文字本不坏。所有的文字都是十分保守和老实的,若坏,也是使用它们的人坏。

还需说清的是,由于做结构是如同搞建筑一样费工费力并可能虽费了力也不讨好的,于是,有些人就干脆不在乎它了,比如说我的学术偶像钱钟书写的《管锥篇》,就是个例子。写《围城》时的他,是把握的十分到位的,但一到《管锥编》呢?钱老索性来一个“去你的结构吧,老身不和你玩了!我是天才我怕谁?!”于是,他就不在乎什么结构不结构的了。《管锥编》的每个细节,就如同沙子,都是一粒一粒的放着,都圆溜溜的充实而饱满,但别忘了,虽是沙子,但一旦成丘,整体形状便会在无形中自然的显形。那外观,也是高山状的,在无“小结构”时,“大结构”反倒出来了!正所谓无心插柳,柳却反成了荫。

如此看来,一部大书,想让它根本没有整体结构,也是不太容易的了。就好比无论是好人坏人,一旦(只要)从娘肚子里活着爬出,就算是个人。

同日

在我写下一段文字时,我心知肚明,也包括这几行字,它们的命运大抵有以下几种:

1) 除了本人之外,就没人再能看到它们了;

2) 除了本人之外,或许有少许的其他读者;

3) 除了那第2)项中的“少数的、其他的”读者之外,可能,还会被更多的人群看到,但那种可能的前提是,它——这本书会被印刷出来。在第一版后,还有第二版、第三版。

4) 这最后一种结局,比头三种都令人振奋,就是不仅活人读它,死人,也会读到它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活人”,是指写书的人,“死人”之“死”,也是动词状,就是它的作者死了之后。

写书人之命运和由他们写成的书运,不外乎以上几种。

只要会写字,就都是作者,或者“作家”,其区别,仅在于读他们作品的人数的多少和范围。仅写给自己看的作者,所写出的东西,应该叫做“日记”——本是给自己一个人看的嘛。因此,“日记作家”之作品的读者,最最少了。之后就不断扩大,比如有人把本应只给自己看的日记,印成了书,只那么一下子,他就成了“作家”,而且,那日记的读者,从本应最少的一人,一下子发展成为成千上万,比如《曾国藩日记》和《鲁迅日记》,那怎还能叫“私人日记”呢?都隔代热销了啊!

我的这些个作品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可算做是:不是日记的日记。因为它们本都不是用日记的形式写成的。比如说我文章中提到过的海啸,那种海啸,我绝不会也不应该亲历,但它却在我写的书中,以不知是哪种方式被提到过。(这不,又提到了一次!)请记住,我这个人,就是一杆能两条腿走路的“人” 字状的毛笔,只要它——这笔——还能够运作,就会,从地表的大气层中带回家空气,从人群中捎回人气,然后,在被意念展开的一张上可连天下可接地的大纸上——草书生活。

用怀素式的狂草,草出一行行天书。

我总是在半隐私的状态下,运着写书之笔,这无疑,是最佳的创作状态。所谓的“半私隐”,就是我不敢肯定,这一行字,或这几行字,这几篇文章甚至这几本书,是否能够被出版或者即使被出版了,是否有人会读到它们。原因比较直白,就是本人至今,还不是个出书的名人。做一个还没出大名的小作者,像是一个书商包养的小妾,今天,可能到正堂里风光一下,明天,就可能被藏于后院里——偷哭。

做一个文艺场中的“小妾”,所受的另一门子气,就是来自于编辑,编辑之刀笔足令你怀疑你笔下的“任何”一行文字,都成为剪裁的对象。因此,写书时,你真正的感受到了:四大皆空。但可恨的是明知你的“这”行字,有可能成为刀下新鬼,却不能够说:俺干脆不写它了;俺写下一行那些个不会被裁的字得啦!这就好比是裁军一样,你如果是一支部队的最高司令,你绝无可能因为国家早晚会裁军,就不让你率领的部队早起跑操,因为假如你的士兵们真的不起床操练了,那么下一刀被裁的,就绝对是他们!

你进退两难,你千万要坚强!

俺之所以说以上描述的半隐私式的写作状态,是最佳的,因为它总比那些已成就了大名的、红的姹紫嫣红了的——比如《XX》,又比如《YY》——的作者们的心态——要强出一些,至少是我私下这么认为;因为那些人在每下笔写一行字后、都肯定有数万或数百万读者观看的“精神准备”下,每写下一行字,都无异于在被迫向全国人民交代一个问题。那种恐怖感和精神压力,是我所难于承受的。就好比已成了梅兰芳的你,在台上的随便一个动作,哪怕是放一个暗屁,都会被公众嗅到并且回味挑剔。因此,我发誓不做——生前的名人。那类人你没发觉,越写就越假了,就文中无物了,就没胆没识没心情了。因此,人家雪芹曹氏,在生前不将《红楼》隆重推出,是动过一些个心思的。写书,从心态上看,绝不能心里不惦念着读者,但当一个写书的人在写作时,感觉着有百万只血红的眼珠子在死死盯在他笔尖上时,那时的写作,已蜕变为当众作秀,写出的东西,必然如给万人打造一封通用的情书,其上必无真情。

我导师钱钟书在写《管锥编》时、我偶像季羡林在译《罗摩衍那》史诗时,都是在“偷”字大旗下进行的。我昨日翻看季氏《牛棚杂忆》中 的“年谱”部分时,看到“偷译”一词,乐得会心大笑!“偷”中有精神自由,有永不被知的闲适,有非功利的“我心飞翔”。在“偷”的情态中,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书,都自得其乐,也最终能成正果。

你没偷看过别人写的情书或偷着写过永远不会有人读它的情书吗?

对,说的就是那种奇妙自在的良好感觉!

(未完待续)

发布于:北京市